萧功秦教授：我在上海疫情中的思考
作者：萧功秦
历史学家、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
来源：萧功秦论评
1、上海街头出奇的宁静
我住的小区是上海徐汇的一个封控小区，目前还没有解封，但只要向居委申请通行证，还是可以出门看病的。
在电话联系以后，我到居委填写了一张表格，写明最近两次做核酸的时间与出门事由，居委大白盖了一个章，我就可以凭这个申请单出门了。
五月四日清晨，我骑电瓶车去第九人民医院看牙科门诊。这是一个多月来第一次上街，颇有一种重获自由的新鲜感。从小区到医院的一路上，空旷的大街见不到一个行人，即使是快递小哥也不多。
往日繁华的林荫道，连汽车也不见踪影，这种出奇的宁静，倒还别有一番趣味。我就在路边停车，拍了张街景照片作为留念。这可以说是上海建城一百多年以来未遇的奇观，解封以后就再也看不到了。
40分钟骑车途中，看不到一个交警。近医院的一条小路边上，遇到一个大白，他问我上哪里去，我说去九院看病。他也没查看我的通行证，就让我走了。
医院大厅里人不多，相当于过去的五分之一，我在九院底楼挂号窗口看到一个挂号的老人让人同情。挂号时他的核酸检验报告还没有出来，等到报告出来时，他预约的专家门诊号已经失效了。
他向窗口里的工作人员苦苦争辩解释，但对方回答，这就是医院的规定，没有办法。
我真为这位老者担忧，一个月不能出来看病，估计也不是小病，好不容易申请到了通行证，到医院看病时却遭到拒绝，这是多大的打击？世上总有很多不幸的事，我们的制度规定是不是应该更人性化一些，来减轻普通人的困难与不幸呢。
这次疫情也显露出我们社会中一些消极的东西，例如，某些官员素质不高，凡事一刀切，层层加码，对上负责，对下不负责，上下反馈机制的不足，社会自组织能力的匮乏，人道主义文化的缺失，体制与社会文化中的种种短板也很多。
疫情中显露出来的这些社会问题，会成为影响中国未来十年或二十年国运的深层次因素。希望疫情过后，我们社会能从上到下，都对这场灾难进行深入的理性总结与反思。
古人说，“艰难困苦，玉汝于成”。社会困局中的经验与教训也是一个民族的财富，然而必须通过深刻的反思，才能转化为民族的经验资源。
2、与一位极端思维者对话
我把出小区治病的这段经历与途中拍的相片发到朋友圈里了，有一位我不认识的人士在我的朋友圈里责问说，“你居然在空旷的大街上看出来别有趣味”！他极为愤慨，认为我是一个“麻木的人”，“对疫情中的苦难缺乏同情心”，并认为我不配是一个文人，他决定把我从自己微信中删掉。
我在朋友圈是这样回复他的：在你删除我以前，请容许我对你说一句。我特别欣赏俄罗斯作家格林说过的一句话，他说＂我每天总是在高高的垃圾堆上，看到美丽的太阳升起＂。
没有艰难岁月中的浪漫和潇洒，不配是一个真正的人。不懂得苦难中的浪漫和潇洒，也无法理解真正人生。
格林是俄罗斯20世纪初期的一位浪漫主义作家，格林在颠沛流离的生活中，始终保持着乐观向上的精神。他以自己对生活的信心与热爱，超越了种种人生苦难。
他的中篇小说《红帆》被改编成电影，并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的中国放映过。当时我还是个少年人，我至今对电影中的浪漫诗意印象深刻。我之所以想到引用这句话，因为它曾是我在人生最艰难时刻的座右铭。
这位对我不满的先生很快又回复了，我以为他消除了误解，会同意我的看法。没料到的是，他说，“在垃圾堆上欣赏太阳，那是典型的犬儒主义”！并写了一段带有侮辱人格的话，他说，“都如你这般，如蛆虫一样，在粪坑里看见一丝热的大便就欢心雀跃”。
他把我的话等同于“粉饰太平”，还要求我不要对他回复。他写道，“你回复了，就是承认自己是蛆虫了。”另外还写了一些不宜引用的、不堪入目的骂人的话。
他的回复让我出乎意外，可以说，我遇到了一位具有极端思维的网络人士。从人类的思想史上来看，无论是左的极端，还是右的极端，无论是国家主义、民族主义或民粹主义的极端，无论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罗伯斯庇尔，还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柬埔寨的波尔布特，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那就是充满着自以为是的“道德优越感”。
凡是不同意自己意见的，就是动机不良，就是不正义，就是邪恶，凡是邪恶，就必须予以清除、打倒乃至从肉体上予以消灭。
“道德优越感”——“正邪”两值分类——“有你无我”的斗争哲学，就构成了此类人士判断事物的三步曲，就形成他们对世界万物的解释框架。他们甚至对情绪不如他们那么激昂亢奋的人，也都判定为叛徒，投机分子与动机不良。
理性与中道，同情地理解对方，在和而不同中，彼此交流互动，在他们是完全不可接受的。
令人忧虑的是，当今中国的微信与网络世界里，国人处于左右两个极端的撕裂状态。各方都是恶语相向，把对方指责为动机卑劣的邪恶者。其实，他们虽然在几乎所有观点上势不两立，然而，在思维方式上，在判断与表达观点的“深层句法”上，却是惊人的一致。
这是因为，他们都有着文革激进文化的传承。（众所周知，无论是小偷还是警察，虽然角色不同，但讲话使用的句法是一样的。所谓的深层句法就来源于此。）
这让我又想起了文革时期在上海嘉定工厂参加一次反帝游行，当时有一部满载牛奶的奶罐车，一不留神开到我们厂的游行队伍中间来了，游行队伍中的一些人大为愤怒：这不是破坏革命大游行的罪恶吗！
于是一伙人冲上去，以“正义者”的姿态把驾驶员毒打了一顿，据说把司机的门牙都打断了。（后来听厂里人说，那位可怜的被打者解释说，由于满车罐的新挤的牛奶必须立刻送去消毒，否则全废了。为了赶时间，才不小心驶进了队伍）。这是我亲身经历过的极端思维的例子。
读到此人的回复，绝对不能说自己会心情舒畅，好在多年来，我经历了太多与极端思维人士的思想冲突与碰撞，也已经见怪不怪了。于是，我再次对他回复说：
——灾难与苦难中的乐观，并不等于对苦难的赞美与歌颂，更不等于对自然灾难中产生的种种次生灾难与种种不幸的无动于衷，你把对苦难事物的态度，与苦难中的人生处世方式，这两种不同的东西混淆在一起了。
—— 你骂得再厉害，我也不回敬，我知道极端文化在社会上是何等根深叶茂，我知道你实际上是一种极端文化的受害者。老弟，息怒，或许几年以后你会清醒一些，或者那时候你会意识到自己错了。
原以为我这封讲理的信，会让他理解，没有料到他更为恼怒，他在短信中表示，如果我再回复他，他就要开骂了。我已经领教了他发出的恶语的厉害，也不再与他联系了。
我们的网络与微信中充满着语言暴力，一方面，网上有人鼓吹要求政府派“志愿军”去欧洲，帮俄国打仗，凡是反对这样做的人就是胆小鬼、汉奸、投降派，另一方面，我遇到的这位极端人士，仅因为我说“宁静的街道上别有一番趣味“，就把我视为“粉饰太平”的“蛆虫”来谩骂。近年来，中国民间的思想处于撕裂状态，日益对立。
与这位极端人士交流，让我感到一种担忧，他的仇恨心如此之强烈，对不同意见的人如此势不两立，对激昂情绪者讲道理是多么苍白无力，这件小事就足以说明。想用中道理性来说服左或右的极端派，是多么困难。
3、与国人的恶根性告别
疫情总会过去，而未来中国可能会面临更艰难的时代。
俄乌战争发生以后，中国面对的国际环境将更为严峻，新的疫情还会时不时地挑战我们的神经，不断让我们付出更多艰辛努力。政府发出建立全国统一市场的号召，表明在严峻的国际形势下，“逆全球化”的时代已经来临，中国势必面对以往四十年从来没有经历的严峻的经济局势。
人口出生率在持续下降，社会上的种种内卷化让人们忧虑。每年有上千万的大学生需要就业，社会上的待业人群却在增加，中小企业经营困难重重。民间社会中左右撕裂的状态并没有改善，反而会在矛盾中进一步激化。此外，疫情中暴露出来的深层次矛盾，将持续影响我们未来十年二十年。
这些因素合在一起，我们必须为未来不确定因素的不断增加做好准备。
有朋友问我，为什么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了，局势为什么会变得越来越严峻？外部因素固然是一个方面原因，社会深层次的矛盾的暴露也是另一方面的原因。
更重要的是，在困境来临时，我们国人应对困境的精神态度与文化手段，存在着巨大的问题。中国人身上极左时代形成的陈旧的思维方式，价值观念，残存的极端思维会从假死状态重新复活。
一旦国际环境恶化，国内经济困难出现，各种“阴谋论”思维、亢奋极端的狭隘民族主义、自以为是的“厉害国”观念，受害者式的悲情主义，都会被重新激活，它们会取代人们的常识与经验，并且具有传染性。
这是因为每个人思维中多少有过它们曾经的活动轨迹。甚至已经被全民否定的“阶级斗争”的观念，也会很轻易地回到我们生活中来支配人们的思维。加上人道文化的缺失，以及其他种种恶根性，其中有二千年来的专制统治形成的文化习性，也有十年动荡时代的左的思潮在国人精神与心理上积淀的文化惯性。都可能会在艰难时期不断被激活。
事实上，前些年来，这些恶根性的东西，它们曾经淡出了我们的精神生活，例如2008年汶川地震时，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时，当时中国人的心态与精神状态，要比现在健康得多，温和得多，开明得多，中国人中的朴素的人道主义同情心，在国力上升时期也健康的萌发着，茁壮地滋长着，在民间表现出饱满充实的生气，基层干部与群众的关系也要和美得多，官员也要体恤民意得多，民间的戾气比现在要少得多，那时社会上也远没有后来的“左右撕裂”与“厉害国”的狂热。
旧文化 ，旧思维，旧事物在真正死亡以前，曾经会有一个假死阶段，处于假死状态的旧文化，一旦有了适宜的条件，就会从假死状态重新复活过来，一旦被重新激活，它们就会在不知不觉中，支配我们，影响我们，干扰我们走向新文明的努力。
我想起了一百多年前的严复，他在给他的学生熊纯如的一封信中，写过的一段含义深刻的话：
“华族终当强立，由此强立之先，以其有种种恶根性及种种不宜存之性习，故须经层层洗伐，而后能至。”
专制文明千百年来，以及文革极端时代以来，积淀了许多看不见的民族劣根性，这种文化性习太深厚了，要克服它们，远比我们想像的更困难。
至于中国人要受多少磨难，才能走上真正的强立这一坦途？严复说了一句深刻的富有历史感的话：“但问其恶根性及不宜存之性习之多寡矣足矣”。
我们内心深处这些恶根性的东西，存留越多，我们走向新文明的路途，就越漫长。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，并如同防范新冠病毒一样，警惕它们对们的思维方式与价值观的传染、干扰与支配。判识这种种恶根性，并与之斗争，也就是我们这一代中国人的命。
4、做一个乐天知命的人
有朋友问我，在上海疫情中，我是怎样度过的。我回复说，每天看微信中种种消息，往往让我心焦，我也会思考产生这些问题的深层原因。另一方面，这并没有影响我的写作与读书。
我说，我的生活节奏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，在疫情前，我每天早上要在小区的墙头打壁球六百次，每天都是满头大汗，一年就可以积累到十八万次。
现在封闭在家里，我的运动量几乎并没有减少，我每天在家深蹲运动四百次，一个月就积累了一万二千次。我比许多人更重视运动，坚持运动凡二十年，连脂肪肝都消失了，这是对我多年坚持“间歇性的高强度运动”的回报。
我绝不相信年岁上去了，就应该像乌龟一样不动。健身的目的，就是为了让自己有良好的生活与写作状态，我要保持健康的身体与灵敏的思维，来从事我的著述。可以说，我是疫情中受影响最小的人中的一个。我力争做一个“乐天知命”的现代儒者。
什么是乐天知命？对此我有自己新的理解，所谓乐天者，就是理解了宇宙的法则，理解了生命的含义，以及“善良终究战胜邪恶”的t千百年人类文明的大趋势。这就是乐天。用通俗的话来说，就是因相信天道而乐观。
凡生活中的一切恶事与灾难，我的理解是，我们这个古老民族在走向新文明的过程中，必须克服的障碍与付出的代价。虽然这种代价有时很惨重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我是一个死不改悔的乐观主义者。这种信念也是我的精神支点，它让我可以避免悲观厌世、虚无主义。抑郁症是与我无缘的。
这种人生态度，得益于一位家乡老者的启示，那是1987年，我在长沙开会后，顺道回家乡衡阳探亲，见到我堂哥的一位患难之交，他曾是民国时期的一位老县长，十年动荡时期的生活当然是颠沛流离。
我问他，在那么艰苦的生活中，他为什么没有想到自杀？这个重头问题立即勾起了他的深思，他想了一会对我说，因为他一直研读历史，从历史中，他得出一个结论，那就是四人帮式的“法家”统治，从二千年历史看，总是短暂的，一时的，不会长久的，中国文明源远流长，中国终究会回到正常的轨道上来。这个信念一直支持着他，终于他还是等到了文革的结束，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时代。
乐天，让一个人在困境中会有一种坚持力，一种韧性。我还记得十年动荡中曾有一个不幸的受迫害者，因为对人生绝望而自杀了，而自杀后的第二天，他的落实政策的通知就发过来了。由此可见，乐天人生态度是多么可贵。
所谓知命者，就是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，并不是由自己选择的，一个人不可能选择自己出生的时代与环境。
既然命运让你出生于这个时代，生活于这块土地，就让我们享受这个时代的美好的一切，也同时必须承受这个时代中的种种不完美。其中有欢乐，也有痛苦，有焦虑，也有慰惜，既来之，则安之。我们生活于这个世界，生活于当下，这是我们的命。
乐天知命，心怀善意，把自己能做的事做好，让自己在事业追求中，得到人生的充实。把我们从事的工作与事业，看作是人类文明洪流中的晶莹的小颗粒。
如同我在青年时代读过的小说《海鸥乔纳森﹒利文斯顿》中的海鸥那样，他在追求自我超越中，获得了精神升华，在他看来，世上没有天堂，天堂就是越飞越高。让自己成为文明进步大趋势中的一个积极参与者。这就是我所秉持的乐天知命。
这几天得知了一个消息，商务印书馆一位编辑来短信告诉我，我在今年三月份新出版的小册子《走出天下秩序——近代中国变革的思想视角》，上了“万圣书屋”四月份的销售排行榜。我的这本书并不通俗，原来以为不会有什么销售量，这个消息让我还是有点意外的惊喜。
在这本书中，我分析了中国近代特定时期人们的思想观念，是如何支配、影响了他们在关键时刻做出的历史性选择的。我阅读了英法联军当事人的回忆录，让我搞清了火烧圆明园事件中的一些关键细节，例如，咸丰皇帝因对西方文化的误解，而作出了一个突然的情绪化的决定，导致人质事件，从而改变了历史。
在这样一个浮躁的时代，还有不少人在认真读书思考，真是“德不孤，必有邻”。这也是对著书人的鼓舞。
老骥伏枥，志在千里，烈士暮年，壮心不已，我从来不去想自己的年龄，期待着还可以写作思考阅读二十年。既然马来西亚的马哈蒂尔能在93岁还再次当上总理，我们为什么不能做好自己想做的事？
我将在我的近万藏书中度过此生。我希望在离开这个美好世界的时候，能看到的是一个更美丽的中国。
我的座右铭是：尊重经验常识，尊重社会多元，超越左右极端，务实理性中道，融入世界文明。在一个充满复杂的矛盾与变化的时代，做一个有着内心的自由追求，又能乐天知命的知识分子。
我最喜欢的儒家先哲的一句格言是，智者不惑，仁者不忧，勇者不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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